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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榮林

作者簡介：朱榮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家發(fā)改委區(qū)域規(guī)劃咨詢專家，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原上海發(fā)展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政府第二、三屆決策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出版專著有《現(xiàn)代經(jīng)濟理念》《思路與判斷力》《成敗蕭何》《經(jīng)濟轉型的人生視角》等十多部。先后應邀赴美、英、日、意、澳等國講學。

附：鄧旭初（1921年－2012年）廣東開平人。我國高校管理的著名改革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入陜北公學學習。皖南事變后從上繞集中營逃離，一路艱辛，途經(jīng)淳安時曾受到當?shù)孛癖娧谧o，鄧對此銘記在心?？姑涝瘹w國后，鄧旭初在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期間開啟了全國高校改革之先河，并為中外合資的千島湖賓館的建立傾注了心力。

杭州千島湖與加拿大渥太華西南200多公里的金斯頓千島湖、湖北黃石陽新仙島湖并稱為“世界三大千島湖”。它是為建新安江水電站攔蓄新安江上游而成的人工湖，1955年始建，1960年建成。建成后的千島湖以湖光山色取勝，力蓋群雄，引來絡繹不絕的中外游客。

我的情結，不是系之于千島湖的綠水青山，而在于它的湖畔廬舍——千島湖賓館。因為，作為載體，它曾經(jīng)為風靡華夏的上海交通大學的改革，配過角、背過書、出過力。滋味越熬越醇，胃口越熬越佳，社會規(guī)律如此，人生旋律也如是。

四年前，我有幸故地重訪，應邀參加了千島湖賓館開業(yè)30周年的紀念活動。30年，是歷史變遷的邏輯周期，也是人生受熬周期的轉換單元，故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人生驛站的第一個周期叫“而立之年”，正以30年為計。因此，有賢哲曾斷言：30歲之前不狂沒出息，30歲之后還狂也沒出息。個中含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請諸位自品。

歷史是現(xiàn)實的殷鑒。而立之年的千島湖賓館，其發(fā)展歷程催人遐思。

第一，時代的產(chǎn)物，必須用正確的歷史觀去評估。

千島湖賓館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高等教育由封閉模式走向開放模式的一種探索性嘗試之產(chǎn)物，具有第一個“吃螃蟹”的性質，其象征意義和傳遞的重要信息，遠遠甚于事件本身。其折射的意義有三：一是高校領導者的決策視野首次從只關注高校自身發(fā)展轉向平行關注社會發(fā)展；二是高校在管理制度重新安排之后，不僅產(chǎn)生了結構性過剩的資源，而且具備了向社會釋放能量的通道和能力；三是最早開啟國際交流大門的高校，已經(jīng)敏銳感知未來吸引外資機會的端睨及其中外合作共享開放成果的可行性。

鑒于當時歷史條件下社會對高等教育改革進程的實際容忍度，選擇浙江淳安千島湖作為外聯(lián)載體，上海交通大學主要出于三大因素的考量：一是土地低價位對探索試點風險成本的緩沖性；二是交通閉塞度對外界干擾的阻滯性；三是“淳安人”民風剛正敦厚的秉性，對改革探索成敗容忍的堅定性。千島湖地區(qū)屬浙江西部山地丘陵區(qū)，由中低山、丘陵、小盆地、谷底組成，地貌特征孕育了一諾九鼎的品格，印證了“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之說。用心良苦的選址，彰顯了時任交大“掌門人”、教育資源配置高手鄧旭初先生“路要讓一步，味須減三分”的處事風格和為人原則。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評說，千島湖賓館是喚醒這段被歷史塵封記憶的證物。

當時參加奠基儀式的嘉賓有上海市副市長忻元錫，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鄧旭初、黨辦主任朱榮林，淳安縣縣委書記王維賢和縣長沈璇等。同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等新聞媒體的記者均到現(xiàn)場進行了宣傳報道。

第二，高等教育雙重功能價值的體現(xiàn)，是其內在定位規(guī)律所決定。

千島湖賓館作為載體，為上海交通大學功能拓展提供了“試驗田”的平臺。高等教育之公益性與經(jīng)濟性雙重功能價值取向的提出，其開山鼻祖是馬克思，而非鄧旭初先生。當時社會對交大的非議，源自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肢解。新生事物的萌生階段，能引發(fā)認同感知的群體總是鳳毛麟角。鄧旭初先生對高等教育經(jīng)濟性功能價值取向的預感，直至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逐漸被全球服務產(chǎn)業(yè)（教育為最）高速發(fā)展史所證實。我前述千島湖賓館的三點意義，便是高等教育經(jīng)濟性功能價值被交大初始認可的證據(jù)。

實踐出真知，人們反思這段歷史后發(fā)現(xiàn)，基于高校存量資源優(yōu)化配置后的對外服務，千島湖賓館決策上的缺陷有二：一是在英特網(wǎng)時代之前，憑一校之力進行跨省異地立項組建經(jīng)濟實體，其所有權控制成本過高。其中包含了交易成本、市場風險管控成本、人財物管理成本均高于在本地立項的實體；二是交大勞動制度改革后，其勞動剩余是一種社會智力資源結構性的過剩，其輸出應當以知識產(chǎn)品和技術服務為主體。賓館業(yè)務性質與高校輸出知識產(chǎn)品之目標存在的偏離，決定了難以充分發(fā)揮高校母體資源的優(yōu)勢，缺失了相應對口的支撐力量。

因此，就千島湖賓館發(fā)展目標而言，交大無力，也沒能實現(xiàn)對淳安政府的初始承諾。然而，千島湖賓館對交大的熱忱，卻一如既往，初衷不改！

第三，上海交通大學改革初衷所揭示的辦學規(guī)律，至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我故地重游，往事悠悠，別有一番滋味。30年前千島湖游船上的一批上海特殊客人，其心跡已載入史冊。有道是“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但其前提是看與誰同行？我有幸參與了交大管理體制改革的全過程，因為同行者有鄧旭初先生，他能令我從中受益并篤信：高等教育作為國民經(jīng)濟的先導，其發(fā)展決非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除師資和資本的投入之外，還得益于制度紅利，它決定并支配著高校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一認知結論，顯然已被兩年之前我國勞動紅利走向幕后、制度紅利被迫推向前臺的史實所佐證。

3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它足已見證了以教育家鄧旭初先生為代表人物的交大領導團隊前瞻性的決策思維和堅韌不拔的開拓精神，見證了淳安縣人民政府的膽識和魄力，也見證了港商盛毓瑚先生敏銳的商業(yè)慧眼。

史學一再告誡世人：有主見，才有你自己。鄧旭初先生的主見也許并不完美，但畢竟是他自己的智慧，總比那些以別人見地為己見者好百倍。此行之前，我翻閱了當年新版8卷的巨著《上海交大校史》，在華麗裝禎的背后，滲透著大批編撰人員的智慧和辛勞，但也難于掩飾主持者那種“前朝歷史后朝寫”的自信。其實，人生中出現(xiàn)的一切，誰都無法占有，只能經(jīng)歷。人，只是時間的過客；時間，則是人跡的見證。人們對曾經(jīng)擁有的一切，無所謂“失去”，而只是“經(jīng)歷”而已；亦無所謂“得到”，那只是“體驗”罷了。

千島湖是淳安歷史積淀豐厚的“化石”，其五龍島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小塘塢的西周至春秋文化的遺址，水碓的春秋戰(zhàn)國至晉代的文化遺址，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面對歷史巨人，最需要的不是權力，而是誠實；不是解讀，而是尊重；不是情緒，而是敬畏。給歷史隨意“整容”，漠視的是良知，辱沒的是人格。對于交大如是，對于千島湖也會如是，對于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每一位朋友都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