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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線杭州9月22日訊3000多公里，這是杭州到敦煌的距離。

即使在今天這樣的“高速”時代，兩座城市之間的相互抵達，也說不上快捷。但是，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杭州到敦煌，又異乎尋常地近。

9月19日傍晚，在浙江大學西溪校區(qū)，三位學者和浙江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有一場小聚，他們在聊一套書的進程，其間，就說到杭州與敦煌之所以“近”的緣由。

這套書是“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三位學者是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涌泉、劉進寶，他們還有兩個共同的身份：敦煌學研究專家、“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主編。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以一人一書的形式，收錄了浙江學者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面總結了他們在絲路敦煌學方面的成績。書系首批為40冊，分四輯出版。2016年推出第一輯，第二輯中的各冊，正在編輯過程中，將于今明兩年陸續(xù)推出。

浙江學者

逐世界學術之新潮流

這次看似平常的聊天，清晰地串起了一百余年來，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上的前赴后繼。

在“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的總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后，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犖、潘絜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fā)展與絲路文化的發(fā)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是因為這些名字，杭州以及浙江，拉近了與敦煌的距離。

跟隨專家的講述，我們回到1900年6月22日。

這一天本應很平常，但是，莫高窟藏經洞在這一天重新面世，震驚了世界。隨后，從斯坦因到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團、俄羅斯的奧登堡考察隊等紛紛開啟了有“預謀”的造訪，大量珍貴古代寫本流失海外。

在這個過程中，敦煌學迅速形成。那么，敦煌學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問？陳寅恪先生曾用一句話總結——“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這句話，包含著兩個關鍵詞：世界學術、新潮流。

腳踏實地而又敢于創(chuàng)新的浙江學人，必然是中國學者中首先沖入這一洪流的群體。

1909年，浙江上虞人羅振玉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了中國最早的敦煌學論文《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fā)現(xiàn)之原始》；1920年，浙江海寧人王國維在同一本雜志上發(fā)表了《敦煌發(fā)現(xiàn)唐朝之通俗詩和通俗小說》，被認為首開敦煌俗文學研究之風。

當然，在20世紀最初的三四十年里，遠赴歐洲尋訪敦煌寫卷的人并不多，姜亮夫先生是其中一位。1935年8月7日，姜亮夫自上海登船，去往巴黎。

姜亮夫晚年曾數(shù)次與柴劍虹談及他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抄寫敦煌卷子的情景，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含辛茹苦，廢寢忘食。

海外訪書非常艱難，姜亮夫其時的尋訪往事，在諸多資料中也有記敘。比如，在《四十自述》中，姜亮夫稱，對于流落西方的東方寶物，西人“不甚歡迎東方人士游覽”。經費問題也是限制訪書的重要因素，巴黎博物館拍攝一張照片要付14法郎。《文史大師姜亮夫》一文中稱：“為了多拍些照片，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開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葉和米煮點粥?！倍医浘硖幚砗统瓕懝ぷ鳂O為費力，“深藏在博物館里的敦煌經卷，因為年代久遠，上面落滿了灰塵和污垢，有些地方幾乎字跡全無。為此姜亮夫想了許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輕輕地刮拭卷面，將線裝書拆開放一張白紙進去臨描。這項工作進展非常緩慢，有時候一天只能弄出一兩行?！?/p>

訪書不到兩年，姜亮夫的“視力下降了600度”，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他的視力已經衰減到只能勉強辨認眼前的指影，“但每當他對我講起在歐洲的辛勞，便雙目炯然有光，流露出無悔的剛毅神色?！辈駝缭跁捣謨浴督z綢之路與敦煌學》中這樣寫道。

學術繼承發(fā)揚

成為一種自覺行為

郭在貽先生是姜亮夫、夏鼐諸先生之后的又一代學人。

上世紀80年代，郭在貽與弟子張涌泉、黃征合作撰著“敦煌三書”——《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吐魯番俗字典》《敦煌變文匯校》。讓人悲痛的是，1989年初，正當 《敦煌變文集校議》全書即將完稿的時候，不到50歲的郭在貽匆匆離世。

張涌泉在文章《走近敦煌》中提到老師留給自己和黃征的遺囑，其中有一句話——“匆匆地告別了，萬分惆悵。你們要努力完成我們的科研規(guī)劃，爭取把三本書出齊，以慰我在天之靈?！?/p>

郭在貽先生離去之后，張涌泉、黃征等弟子，開始了又一代人的研究之路。同時，在諸多友人的幫助下，將郭先生的遺稿整理結集為《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集》 《郭在貽文集》《新編訓詁叢稿》，并先后出版。

浙江敦煌學研究學者對學術傳統(tǒng)有一種自覺的繼承——在2002年5月“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會”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趙和平先生曾在論文中說到這一點。

“王國維去世后，趙萬里編輯《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郭在貽、蔣禮鴻、姜亮夫等先生故去后，張涌泉、黃征等又繼承了他們的學術傳統(tǒng)，將其發(fā)揚光大?！壁w和平認為，這種自覺的學術傳統(tǒng)，是人文精神的體現(xiàn)，又是浙江敦煌研究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根本。

“我從小生長在秀麗的杭州西子湖畔，與大漠孤煙、戈壁綠洲的絲路‘咽喉’敦煌，究竟因何結緣，也是我長期以來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惫枢l(xiāng)在杭州的柴劍虹也在想這樣的問題，這其中有一些個人原因，但他同時認為，“作為一個浙江籍的學人，還應該不局限于個人的身世，而需要聯(lián)系19~20世紀的浙江及全國的人文背景，特別是一批浙江前輩學者的政治與學術思潮，去認真探究浙江學人與遙隔萬里的絲路敦煌的關聯(lián)?！?/p>

可以說，羅振玉、王國維、蔡元培等先生，以及后來的常書鴻、樊錦詩，一代代浙江學人，繼承國學的好傳統(tǒng)，同時，他們不保守，樂于接受新的文化學術思想。這些成為一種文化特質，影響著一代一代人。

而且，那些奮進的精神不老。

如今，柴劍虹與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保持著頻繁的交往，對兩位偉大女性的形容，最直觀的一個詞就是“忙”。

不久前，柴劍虹與常沙娜見了一次面，依然為敦煌研究奔忙著的常沙娜對他說：我不知道我都88歲了！

而10月14日，柴劍虹要陪樊錦詩去一趟巴黎，剛剛獲得了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樊錦詩要去巴黎領一個與敦煌有關的大獎。

那么，回到為什么要出“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這個話題？

既然陳寅恪先生說敦煌學是新的潮流，而且是世界學術新潮流，跟浙江的學者關系密切，那么，做這本書就是使這個新潮流在浙江能夠繼承和發(fā)展下去?！斑^去我們這么好，應該讓今天更好?！辈駝缯f。

（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宋旭華、王榮鑫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來源： 浙江在線－錢江晚報

千島湖新聞網(wǎng)　責任編輯：徐滿萍